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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的《新华日报》报道：陪同当你走过武昌汉阳门的时候，可以望见黄鹤楼上巨大的全民抗战的壁画，这是抗战以来的第一幅大画。一年后，德州他辗转到了武汉，进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工作。那几个字很宽，市党市考我就爬上去画一部分，再爬下来，挪挪梯子。政考·周令钊曾参与设计国徽。
他选取的参考图像，是毛主席在北平和谈时的照片：主席头戴八角帽，领口敞开，面带胜利的微笑，背景鲜红。他用手中的画笔为武器，在全国各地为中国人创作出一幅幅激励人心的巨幅画作。
9月30日，画作完成，时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特地来看，评价道：像。回忆自己的青葱岁月，周令钊说：一路上，云贵大山，苍山洱海，瑞丽风光，怒江激流，大理民居，傣家竹楼，战时却是残垣断壁，破车死马，青山成焦土，一路写生，我记下了那饱受伤害的山河情景。解放后，艺专改为中央美术学院。2023年1月3日15时06分，周令钊先生安然离世，享年104岁。
在天安门城楼画毛主席像1948年，在好友冯法祀的引荐下，周令钊结识了时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。生前怀念亡妻在女儿周容记忆里，从小父亲留给自己最多的就是背影，他太忙太忙了。可时间也让很多东西越发闪亮，历久弥新，比如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、为国家设计形象的光辉岁月、生命中的良师益友，还有细水长流的爱情故事……记忆的海洋大浪淘沙，剩下的就全是赤诚与感动。来源：环球人物1949年9月初，快手周令钊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：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。
结果躺下没多久，周恩来总理那儿来意见了：画上有为人民服务5个字，挂在城楼上看不清楚，不如去掉好。接到任务后，周令钊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陈若菊来到天安门，在城楼上的大殿外东墙下搭起了脚手架，开始工作。
他曾为开国大典绘制天安门上的巨幅毛主席画像，设计或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、少先队队旗、共青团团徽、第二至四套人民币……生于战乱年代的他，在抗战的烽火中度过了青年时代。草图很快就完成并得到批准，美术科的画家们全体出动。
那年，18岁的周令钊挤上了逃难的火车，开始了用艺术抗敌的青年时代。几次大会，他都画了毛主席像，效果很好，快手之名由此被很多领导熟知。但是他又觉得，开国大典毕竟是个很严肃的时刻，主席的风纪扣还是扣着的好。1938年的武汉，既是日军进攻的目标，也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，文艺界人士从全国各地涌来，郭沫若、田汉等人推动了一次又一次抗日宣传活动。那单纯的眼神让人想起了著名画家郁风对他的评价：提起周令钊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仍然是抗战初期那个‘八一三歌咏队的小伙子——小周。采访时，他的身后就摆着与妻子的合照，他拿起照片不断轻抚，突然有些哽咽：这是我爱人。
他回忆说：当年我没有恐高症，翻过栏杆站到梯子上，也不系安全绳。（赵寒琪/摄）采访时，当记者问到细处，周令钊常常怼回来：你不能这么问，这么问都是在考我，我记不住了。
9月，《全民抗战》完成。1945年，抗战胜利，周令钊由缅甸经昆明到了广州。
那十几天，周令钊夫妇每天天刚亮就带着一天的干粮登上城楼，一直画到天黑。他披一件旧棉袄，灰布帽上贴着自己剪纸做的红星，一口湖南腔的普通话，有孩子般的笑脸……周老，一路走好。
7月，政治部第三厅发起保卫大武汉宣传周。周令钊所在的艺术处美术科的任务，就是在黄鹤楼下的武昌城墙上创作巨型画《全民抗战》。离开武汉，周令钊随队撤离至长沙，又在长沙大火那天撤至桂林，后又到柳州参加抗敌演剧队，设计布景、演配角，甚至还随演剧队去缅甸，演出慰问远征军。解放后，陈若菊以助手身份帮助周令钊工作。
在那之前两年，他也曾接受我们的专访。他的学生，如今也是美术大师的韩美林说：周先生是我的班主任兼水墨课教师，我至今仍能记得在他的带领下，学习掌握各种艺术规律，参加各种艺术实践创作活动的场景。
我们不像别的夫妻，我们从来不吵架，从来都是一块研究，共同创作。2012年，夫妻俩还分别为北京地铁6号线朝阳门站创作了两幅壁画：周令钊画《京东粮道》，陈若菊画《凤舞朝阳》。
我手里拿着颜料、笔和桶，摇摇晃晃的。可惜那时没有相机，连一张工作照也没留下。
由于没有大型会堂，许多国家级会议都在美院的礼堂举行，而布置会场的任务大多都到了周令钊身上。周令钊的一生熠熠生辉，令人敬佩。2019年，周令钊参加了我们举办的不忘初心·致敬新时代-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艺术作品展。画的时候一只手拿着颜料盘，还要用手臂夹住梯子，另一只手在墙上画，画不同的部位时还会摆动梯子，就像玩杂技一样。
那时的中央美院名师荟萃：庞薰琹、张光宇、郑可、常沙娜……周令钊除了讲课，还兼任班主任，在学生中很有声望。徐悲鸿对周令钊很是欣赏，并聘请他到艺专实用美术系任教。
平日里，周令钊对女儿没怎么发过脾气，对陈若菊更是如此。处暑初秋，烈日当空，城墙晒得发烫，画家们的背和手都被烫得破了皮。
他也忙着教书育人。除了国徽，团旗、八一勋章、独立自由勋章等，也都由周令钊主笔或参与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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